最新统计数据显示,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降至近六年低点。伴随固定资产增速投资大幅回落,加上消费低于预期,三季度G D P增速可能降至接近7%的水平。
造成上述经济增速下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13年以来的货币紧缩。事实上,本届政府执政以来,央行一直在执行名为“稳健”、实则“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国作为全世界钱最多的国家,去年以来却多次上演“钱荒”闹剧,在造成严重资本短缺的同时,显著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在高利率市场环境下,厂房设备投资、房地产投资、地方基建投资均出现了大幅下跌。据分析,如果实际融资成本不尽快大幅降低,四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回落到10%以下,明年很可能出现负增长,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也都将回落到个位数。
这三重因素的叠加正构成将中国经济推向通缩边缘的巨大压力,并会进一步传导到传统制造业,造成大规模企业亏损和中国式“隐性”失业。为了稳住经济,避免危机,应当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首先,尽快下调一年期利率,至少降低1个百分点。当前情况下,在不放弃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应果断采取降息措施。
其次,尽快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熟市场经济的法定存款准金率一般只有5%左右,而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当因对冲外汇占款而增加货币供应的因素消失以后,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应该在未来五年内,逐步下调到10%以下的正常水平。当下就是下调准备率的最好时机。
其三,尽快取消“贷存比”对信贷资源的不合理限制。如今,对于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75%的贷存比使他们坐拥大量存款而不能放贷,过时的“贷存比”管理已经成为限制我国信贷资源有效发挥作用的“紧箍咒”,应尽快代之以国际通行的“资本充足率”指标。
其四,取消信贷额度管理,让市场在信贷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其五,着力振兴股市,提振内需。股市上涨能够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刺激民间投资,提振居民消费。这在本轮美国、日本经济复苏过程中已经得到了验证。我国股市在下跌了七年以后,蓝筹股估值正处于罕见的历史低位,此时振兴股市,不仅有利于稳增长,也是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需要。
当然,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潜力的提升,主要还是靠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但是,稳增长同调结构、促改革并不矛盾,只有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下,调整和改革才有条件进行。从目前形势看,必须前瞻性地看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以及金融抑制造成的风险,果断实行立竿见影的稳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