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2日欧洲中央银行实质性地开启了“欧洲版”量化宽松政策。该计划主要目的在于应对长期低物价可能引发的经济通缩风险。早在2012年欧洲央行就提出了直接货币交易计划，但该量化宽松政策迟迟无法实行。直至欧洲经济达到通缩边缘，欧洲央行才“超预期”实行量化宽松政策。
欧元区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顿，使得欧洲央行不得不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一是过去两年间欧洲经济整体处在通缩的边缘，2014年12月欧元区通胀率下滑至-0.2%；二是欧洲经济面临严重的失业挑战，特别是年轻人失业严重。截至2014年9月底欧元区平均失业率高达11%，其中马其顿、希腊和西班牙失业率分别高达27.9%、25.6%和23.7%；三是欧洲当局经济复苏促进的政策效率日益疲弱。2012年欧洲央行长期再融资计划无力促进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前两轮长期再融资计划投放资金离上限仍有近900亿欧元的缺口。2014年6月欧元区步入负利率时代，亦没有增加欧洲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行为。
政治问题是欧洲央行最终走向量化宽松政策框架的催化剂。2014年5月欧洲议会大选中，对财政整固严重不满的政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751个欧洲议会议席近20%被其把持，其在上一届欧洲议会席位中仅为50席。欧元区可能面临新的分裂风险。主张抵制救援、反对紧缩和支持脱离欧元区的极左翼联盟与现任执政党纠缠了三轮大选，并于1月25日的第四轮大选中胜出。政治问题对欧洲联合的冲击亦是德国放弃反对量化宽松立场的基础。2015年1月15日欧洲法院裁定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行为符合欧盟法律后，德国宪法法院放弃争辩且不反对德国央行参与该计划。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将对本欧元区、欧盟及全球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特别在全球经济格局、资金流动、汇率变化、贸易投资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等带来重大不确定性。
从静态角度看，欧洲量化宽松对于欧洲经济和全球经济是整体有利的。量化宽松政策可使得市场预期转向积极，可以提振企业投资和就业增长，理论上资金将有更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并逐步摆脱通缩状态，从而提升欧洲和全球的总需求水平。但是，如果从动态角度看，由于美联储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而更加独立，欧洲量化宽松及其欧元潜在的贬值可能使得资本进一步回流至美国，弱化了欧洲经济复苏的资本、技术和产业基础。
在全球影响上，欧洲量化宽松将对全球经济格局将造成重大的影响，使得全球经济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增加新的不确定性。在日本、美国、英国之后，欧元区又开始实行量化宽松，使得宽松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经济体的政策选择，从而可能出现全球范围更广泛的“以邻为壑”的政策“踩踏”。可以较为确定的是美元可能获得持续走强的基础，美元中期走强仍将延续趋势。而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无疑是一个显著的冲击。
大宗商品的弱势将是趋势性的，欧洲量化宽松无法改变这个趋势。其一，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使得全球流动性更为宽松，但无法期待出现类似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流动性效果。其二，中期看，美元将是稳中走强，大宗商品市场亦缺乏走强的定价基础。其三，大宗商品市场亦没有大幅上扬的基本面基础。从需求角度看，全球经济复苏整体不力，限制了大宗商品的总需求。从供给角度看，以欧佩克为核心的市场价格调节机制正在弱化，在总需求大幅萎缩的条件下，各个成员国的关注从价格逐步转向份额，从而不断扩大供给，大宗商品市场的弱势更是一种供给冲击。
作为全球经济最为重要的两个经济体，欧洲和中国互动性日益深化，欧洲政策框架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亦是深远的，特别是叠加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将更大，中国应该有效防范。一是动态评估欧洲、美国等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做好相应的预案，防范贸易、金融、货币等的重大风险。二是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整体稳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动性进行预调微调，保证经济平稳发展，防范重大的失速风险。三是重点关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经济领域及其外部脆弱性，警惕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地方债务以及资本流动等环节的风险与外部风险叠加造成的更大冲击。四是重点布局大宗商品市场的投资与风险防控，利用全球复苏不力和大宗商品市场走弱的历史机遇，构建资源能源安全新战略。五是将外部压力转为内部改革动力，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汇率、利率体系改革，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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