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1月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有两个基本的定位。一是现在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是最后五年，所以“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是收官规划。二是“十三五”规划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因此也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规划，意义重大。
“十三五”增长目标要待明年两会确定，6.5%增速只是测算依据
最近有说法称“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年均增长6.5%，杨伟民对此表示，6.5%只是制定目标的一个测算依据，并不是目标本身。至于最后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多少，要到明年3月份两会由全国人大来决定。
“十三五”规划建议，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杨伟民介绍说，实现十年间翻番的目标，要求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2%。由于2011—2014年，我国的GDP增长约为8%，如果今年经济增长7%左右，那么前五年即“十二五”期间大体上经济增长7.8%左右。这也就意味着今后五年，即“十三五”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需要维持在6.5%以上。
不过，杨伟民强调，6.5%是测算依据，并不是一个目标。按照我国制定发展规划的程式，先由中央提出建议，再由国务院提出规划纲要，最后要报次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我相信最后的经济增长目标肯定会充分考虑到实现翻番的要求和6.5%的底线，但是6.5%本身并不是目标，最后的目标怎么确定，还要到明年3月份确定。”杨伟民说。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会加重现有城市容量压力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高城镇化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杨伟民介绍说，此次建议提到城镇化率的时候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在总结“十二五”成就时指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5%，另外一个是在发展目标中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现在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5%，是比较高的，但是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现有的城镇7.5亿常住人口中有2.5亿左右的人没在城镇落户，没能在城镇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也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杨伟民认为，这种城镇化的模式，是只能到城市打工、经商、就业，但是不能在城镇落户的城镇化，在全局上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农民工市民化或者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在宏观上、全局上影响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杨伟民说。
有人担心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会给城市容量带来较大压力。对此，杨伟民说，城市容量不会是问题。因为这些常住人口已经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了，虽然其居住条件可能差一些，但是和现有户籍人口一样去挤地铁、坐公交。他认为，现在阻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的关键是各地区思想认识不到位，同时有利益在里面。“过去我们的城镇化往往是要地不要人，要土地建设指标，土地指标拿了可以挣钱，土地财政可以盖房子，可以带动增长。这次提出来两挂钩，一个是建设用地增量要和人口落户数量挂钩，通俗点说，人口进来多的地方，落户多了就多给你地；再有，财政转移支付要和市民化挂钩，落户多，意味着义务教育、医疗这种政府支出要多，从而解决好利益问题。”杨伟民说。
财税改革将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杨伟民表示，财税改革是“十三五”期间改革的重点之一。他说，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企业、政府、居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收入怎么分配等。财税体制要根据新的情况做出调整，进一步强调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杨伟民认为，此前中央集中的税收、集中的财力相对较多，今后要考虑税种的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过去我们实行分税制，比如增值税，中央多少、地方多少，未来可能会改变这种分税模式，变成是中央拿什么税、地方拿什么税，省一级政府拿什么税、市县政府拿什么税。也可以说是分税制，但是按税种分，而不是按税率分，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杨伟民详细解释。
杨伟民介绍说，此前基层财力比较有限，开展建设相当程度上依靠于土地财政及其房地产开发。在房地产进入调整阶段后，相应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建设资金来源成了问题。今后如果税种划清楚了，地方有稳定的税收了，就可以保障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社会管理方面支出，这样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
杨伟民同时提到，房地产税改革需要和整个税制的调整和改革，包括下一步深化住房制度的改革相匹配，因为税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是和整个领域的体制建设、制度建设相关联的，需要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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