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入篮”反映了中国在货币、外汇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不仅为中国未来深度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参与其他方面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留下了很多启示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称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简称SDR）货币篮子。正如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女士在声明中所说，“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扩大对于特别提款权、基金组织、中国和国际货币体系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里程碑。”

　　人民币“入篮”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提高的自然结果，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会进一步增加中国的软实力。在“入篮”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预计会加快。与此同时，人民币“入篮”也反映了中国在货币、外汇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不仅为中国未来深度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参与其他方面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留下了很多启示。

　　单一储备货币存在严重弊端

　　特别提款权是基金组织在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下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补充性储备资产，是成员国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权利。然而，在特别提款权创设后仅仅几年内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主要货币转向浮动汇率制。其后，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全球化，许多国家积累了大量国际储备，资本市场的发展为有信誉国家政府的借款提供了诸多便利，这些变化降低了各国对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需求。因此，在其创设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特别提款权在全球金融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但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长期使用量化宽松政策，泛滥的美元使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了使用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存在严重弊端。同时，2009年总额为1826亿的特别提款权分配向全球经济注入了流动性并补充了成员国的官方储备，为不少国家顺利渡过危机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因素促使国际社会重新开始重视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篮子货币，其汇率比单一货币更为稳定，也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全球经济的现状，因此有成为超主权货币的潜力。然而，特别提款权并非货币，也不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权，而是对基金组织成员国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的一种潜在求偿权。特别提款权目前只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交易：一是国家间的自愿交换；二是由对外状况强健的国家从对外状况薄弱的国家购买。因其持有方目前仅为成员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提款权尚不能作为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计价与结算货币。这个缺陷限制了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

　　中国政府近来在不同场合积极呼吁基金组织循序渐进地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例如，2016年4月开始，人民银行同时发布以美元和特别提款权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数据。以特别提款权作为外汇储备的报告货币，有助于降低主要国家汇率经常大幅波动引发的估值变动，更为客观反映外汇储备的综合价值，也有助于增强特别提款权作为记账单位的作用。自2016年一季度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公布以特别提款权计值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另外，世界银行于2016年8月底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三年期、5亿特别提款权债券——为全球30多年来此类债券首次发行。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发布的公报中提出，支持正在进行的在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方面的研究，如更广泛地发布以特别提款权为报告货币的财务和统计数据，以及发行特别提款权计价债券，从而增强它的韧性。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早日建立起特别提款权与其他主要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是当务之急，这应该成为下阶段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重点。

　　“入篮”体现中国贡献

　　自1973年特别提款权被确定为“一篮子货币”以来，这个“篮子”一直是“发达国家俱乐部”。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出口第一大国，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人民币在此时“入篮”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前经济实力的认可，也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人民币“入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长期坚持发展经济、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表现，也增加了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人民币“入篮”花的时间不可谓不长，经历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成功来之不易。如果从2009年我国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算起，这个过程用了7年时间；如果从2002年出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算起，用了14年时间；如果从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算起，用了22年时间。基金组织评审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货币的标准可归纳为两条：一是出口，要求货币发行经济体在篮子生效日前的五年考察期内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二是在国际交易和外汇市场上“可自由使用”。在2010年的上一次评审中，人民币“入篮”就被卡在了第二个标准上。

　　在随后的五年中，中国做了大量的努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开放。例如，2011年12月，中国启动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机制。2014年11月，中国启动了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机制。2014年11月，中国启动了沪港通，为跨境证券交易提供更多渠道。2015年9月，中国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开放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和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等境外央行类机构依法合规参与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等等。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增加了数据透明度，在促进金融市场开放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条件。基于各项评估指标，2015年11月30日基金组织执董会宣布可以认定人民币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决定将人民币纳入“货币篮子”。

　　人民币“入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金融业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有助于增强特别提款权的代表性、稳定性和吸引力，也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向前推进。可以预见的是，特别提款权要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仍然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既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缩影，也给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多作用创造了机会。以人民币“入篮”为契机，中国应该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推动国际治理更加公正合理

　　当前，国际社会对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同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相适应，中国需要不断增强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需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新的国际治理体系的构建之中。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整合亚欧大陆的资源，推动从硬件到软件的互联互通，打造跨国跨区域的经济发展命运共同体。中国也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和支持。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中国成功地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导峰会形成了一系列开创性、机制性的成果。在这次峰会上，中国全面阐释了自己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人民币“入篮”为中国深度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人民币“入篮”之前，中国即使深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和缺陷，在操作上也缺少合适的“抓手”来推动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设。以人民币“入篮”为契机，中国可以着力推动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特别是特别提款权在私人领域的使用，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特别提款权计价。

　　虽然在人民币“入篮”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在权重上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但人民币“入篮”毕竟解决了发展中国家货币在“篮子”里“有和无”的问题。这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积累的经济发展成果的“量变”所带来的“质变”。如果未来我们坚持“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动摇，也必然会在“新质”的基础上迎来新一轮“量”的增长，人民币在“篮子”里的权重未来肯定也会持续增加。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更多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的期待。尽管如此，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肯定会引起一些国家不怀好意的猜测、怀疑甚至是阻挠、遏制，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然而，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这些干扰注定无法阻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贸易投资的全球化为各国提供了和平发展与共赢的机会，中国可以通过更有效的合作、更灵活的机制、更具代表性的声音，与更多的国家构建出更多的共同利益。

　　在改善全球治理机制上，中国既要顺势而为、积极参与，也要稳住步伐、量力而行。目前中国首先应该巩固已有的成果，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努力落实二十国集团峰会成果；其次，要整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加强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能力建设和制度完善。在积累经验和能量的基础上，再图谋更大的作为。□

　　杨红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高级能源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