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均衡的实现途径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并且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在这方面，国际著名的汇率理论专家J.Frankel有两点值得称道的见解需要在此提及：一个观点是，汇率失衡可以通过价格上涨和名义汇率升值两种方法实现(只是名义汇率升值比价格上涨更容易，因而也更可取)。另一个观点是任何国家有权根据自身需要选择盯住汇率，“非法操纵汇率”的说法是不合适的。
由此可见，在名义汇率与真实汇率不一致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自主地采取适应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调整方式调整汇率水平。这种调整既可以调整名义汇率，也可以调整真实汇率。笔者在此提出几种调整除名义汇率调整以外的的实现汇率均衡的方式。
1、将吸引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取得巨大成绩，外资企业促进了中国的投资和增长、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外部正效应，并在创造就业和纳税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投资软环境相比，税收优惠政策的历史局限性已日益显现。
首先，宏观与微观软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利外资企业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国内企业和国民经济有序高效地发展，优惠政策则以放弃一定的国家利益为代价。
其次，优惠政策的时间限制和特定指向会鼓励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和假外资等套税行为。
再次，投资环境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优惠政策的竞争其效应会相互抵消，因此建议政府与引资国家达成双边或多边引资协议，抑制优惠政策的竞争。国内地方政府间优惠政策的竞争更应予以制止。
第四，跨国公司投资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更多取决于经济增长前景、政治社会稳定和国内市场大小，不应过高评价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
对外商，我们应少给优惠政策多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例如放松政府行政管制、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的供应、健全立法和司法制度、提高执法效率，完善市场秩序等。
另外在取消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可以引入内外资统一的促进产业及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比如为了吸引企业投资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我们可以给予进入这些地区的中资和外资企业相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我们可以对农业技术开发领域的投资、部分国内人才奇缺的面向企业的现代服务业的领域提供引资的优惠政策。
2、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
出口退税政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人民币不贬值背景下对于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目前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和西方反倾销越演越烈的背景下，出口退税政策已到了淡出或逐步取消的时候。政府目前主要顾忌的是出口企业在取消退税政策后面临的经营压力。笔者以为，这是以中国出口企业不存在议价能力的假定为前提的。事实上，中国大多数出口产业的企业数目众多，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导致近年来贸易条件的恶化，政府对在避免低价出口方面的行政管制也显得力不从心。政府通过改变行业成本的相关政策可以提升同一行业企业整体的对外议价能力，并促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引进更有效率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另外，在石油等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价格国内外倒挂的情况下，企业套利性资源出口应予以制止，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应开征相应税收。目前主张国内油价与国际接轨的呼声较高，但是中国人均收入较低，能源支出在人均收入中的比例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因此提价只能是渐进的，需要考虑到国内居民的承受能力。但是国内石油以及相类似的稀缺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透支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并对发达的进口国家提供补贴。因此，比较合理的政策是对此类产品的出口开征资源税，将这些资源价差部分征归国库，以避免国家利益的流失。
3、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转换工会组织职能，健全劳资的仲裁机制和司法制度，确保劳动者基本权益和合法权益。
目前企业实施压低工资成本和价格的国际竞争策略，已导致国民福利的很大损失。竞争增进一国社会经济福利的前提条件是封闭经济，低价格使国民从更好的性价比中增进福利。但是低价格国际竞争策略则损害国内劳动者群体的利益，增进的是外国居民的福利。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好处在于：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刺激国内消费；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
健全工会组织并加快工会职能的转换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工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性组织，积极发挥了党和群众间的桥梁的职能，在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工会组织应该将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主要职责，以改变劳动者由于其个体性、分散性和相互竞争性带来的弱势地位。
另外需要健全劳资仲裁机制，并健立若干劳资法庭，处理劳资纠纷和违反劳动法的相关案件，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国际收支不平衡的
制度和结构原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除个别年份外都是双顺差，2002年第4季度开始，错误遗漏项也出现了顺差(反映热钱流入)。笔者以为，国际收支双顺差有其制度和结构背景。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差别的扩大、人口结构性特征、改革造成的未来不确定性增强以及巨大的就业压力等因素，使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长期滞后于供给能力的增长，致使国民经济的发展过多依赖国际市场的外部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
国内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和中介不足在较长时期内导致民间投资不足和储蓄过剩，这一方面形成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又促使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利用外资。典型的事例是地方政府利用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能通过发行市政债券从国内筹资。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和中介不足很重要的原因是筹资者信用基础薄弱，而我们的司法和执法的制度还不能充分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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