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地方政府政绩驱动的赶超冲动仍然强烈，外资本币化(将引进的外资兑换成人民币，以扩大其支配和使用的国内稀缺资源的份额，促进地方经济)的好处也使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相互展开的无序的竞争。这些由现行行政区划、财税和干部制度决定的地方政府行为也对资本账户的顺差具有重大影响。
由此可见，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层次制度和结构因素决定的。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仅需要汇率、贸易、引资等政策作出相应调整，更需要推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
放弃非理性的
人民币升值预期
2006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驱动下，投机性热钱的流入快速增长。除了国际收支账户中错误和遗漏项数额增大外，通过报高出口价格通过贸易项下流入的热钱也大幅度增加。这使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并导致国内货币信贷失控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市场主体在投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同时，也给政府宏观调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市场预期的“自我实现”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对短期资本流动开放，通过各种渠道的热钱流入都属于违法或违规行为，政府可以通过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进行管制和惩处。
对于恢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均衡，需要合适的政策组合而不是单项政策的调整。这种政策组合应该是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汇率政策和贸易、投资及宏观政策相结合，结构调整与体制变革相结合。
其中名义汇率水平的调整应该是小幅的、渐进的。实际上，汇率制度改革的过去一年里，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了3.5%，而中美之间的利率差额也在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流入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以后恐怕也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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