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亿的财富掌握在295个人手里，他们为“基民”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自称幸福指数不高；过去的一年，他们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员离开原有岗位———这是怎样一个“你也有压力，我也有压力”的群体。

    “这个职业压力很大，尤其是月度排名会让人心理坐上‘过山车’，我们的薪水也不是好拿的。”殷铭成为基金经理后，首个月度排名是用彻夜失眠后的眼睛看到的。

    “上下左右”———这是殷铭(化名)的工作四字诀。

    作为中国A股市场的一名基金经理，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他为他的“基民”们创造了近十亿的财富，但这并不意味他自身“幸福指数”的高企———他说，比排名的压力让他透不过气来———每个月末、季尾和年初，殷铭管理的基金业绩排名的上下变动，不仅意味着他在行业中的声名与地位，更直接关系薪水和职位升迁。

    殷铭说，决定“上下”的关键是掌握“左右”的平衡———在去年至今的牛市中，左边是自己管理的投资人倾泻的巨量认购现金，而右边的股票池中多数股票价格翻番，物有所值的日益减少，寻找“左右”的平衡越来越难。

    像殷铭这样，在“上下左右”四字诀中感同身受的基金经理还有294名。他们是资本大爆炸中成长的一代———自2005年末开始的中国股票牛市，为证券基金行业带来了整体规模与净值的急速增长，在短时间内“催熟”了一批基金经理。

    专业财经数据统计机构Wind资讯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12月31日，53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307只基金资产净值达到8550.17亿元，较2005年底同比增长82.26%。

    而8500亿就掌握在295名基金经理手上。“基金经理还是一个供小于求的稀缺资源，优秀的人才依然抢手。”晨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晓萍分析。

    而这个群体正在高速流动。根据晨星(中国)的数据统计，在过去的一年有130只基金发布基金经理变动公告；其中104只属于原有基金经理离职，占基金总数的33.88%，离职的基金经理涉及97人次。

    相应的是，在2006年基金动辄100%以上回报的市场压力下，狂热的投资者对基金经理的要求不断攀升；基金公司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一些基金经理在铤而走险和心灰意冷间徘徊。业内人士称，利益输送和短线交易等损害市场和持有人利益现象又开始抬头。

    有时，殷铭的确觉得自己被外力左右、上下无助，他有些羡慕在200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宣布离职的博时价值增长基金经理肖华。

    而黄晓萍说，“如何能顶住要求高回报的投资者和股东压力，把口中说的长期价值投资原则落到实处，不应是基金经理独自承担的责任。”

    “催熟”的路径

    每天早上7点半左右，殷铭都会开着自己的奥迪A6，准时停泊在深圳报业大厦的停车位。8时，他就要准时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而在这座大厦里，还有几十位和他一样的基金经理，早上的这个时刻他们会经常碰面，晚上他们也偶尔会聚在一起小酌。

    但5年之前，他还是靠地铁和的士出行的基金公司行业研究员，一名才从国内某知名高校理工专业毕业的博士生。“2001年正是中国熊市的开始，我投身这个行业时看到了未来美好的愿景———至少是10年后，的确没有想到这些会如此快的成为现实。”

    “这个行业超常规发展带来的人才稀缺，是我职业生涯的主升浪，我赶上了个人资产被市场重估。”他简练地用资本市场语言概括了毕业后个人发展的原因———5年前面试时，他还不大看懂股票分析软件中的K线图。

    可进入基金公司后，2年左右的研究员，半年的交易员，然后是基金经理助理，直至不久前成为一只新发开放式基金的经理，殷铭的职业成长路径让他的许多同学羡慕。

    “这也是基金公司自己培养人才的典型路径。”黄晓萍评价说。而据博时基金管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尹庆军介绍，这几年的确有不少公司培养了一批基金经理，除了研究背景成长起来的，近2年还有一些从交易员岗位成长起来的基金经理，“无论是研究还是交易出身，我们公司都会一视同仁，关键是热爱投资并有发展潜力。”

    “许多公司也倾向于外聘有优秀业绩证明过的人才，证券公司、投资机构乃至海外基金公司的投资人才都是猎头瞄准的猎物。”长期跟踪这一行业的黄晓萍认为，内部提升经理可以让人才迅速融合入组织，但可能令研究交易部门的顶尖人才不断“换血”，长久以往不利于这些部门发展。而招聘的经理自然有亮丽的过往业绩证明，可如何将一群优秀人才组成团队，认同组织文化，是对公司领导能力的考验。

    而基金公司也不愿再用5年时间培养人才。“在牛市中，外聘经理会越来越多，新成立基金的几十个亿马上要人管理呢。”黄坦言。

    “掐秒表投资”

    “这个职业压力很大，尤其是月度排名会让人心理坐上‘过山车’，我们的薪水也不是好拿的。”殷铭成为基金经理后，首个月度排名是用彻夜失眠后的眼睛看到的，“那天我没有做任何交易，而去看了大量数据和报告，寻找做研究员时的快乐，之后就去西南一个省份做上市公司实地调研，也算散心了。”

    对大多数基金经理而言，工作与生活没有清晰的界线。业内的一个玩笑是，基金经理聚会，首先要问服务的小妹哪种酒卖得贵卖得好，不为自己喝，而是看做对投资的贵州茅台、张裕A的市场调研。

    巨量的真金白银掌握在个人手中，投资者、公司乃至政府监管层没有理由不时刻紧盯。此前，一些基金公司会根据一只基金在业内的月度、季度排名调整该基金经理的薪酬乃至岗位，从而出现被海外基金经理称为“掐秒表投资”的现象。

    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副总裁、亚洲及中国策略研究分析师唐志刚曾就管理人的浮躁心态发出警告，“如果管理几百亿的基金是如此风格，那是可怕的。”

    “考评的确不应该一个月一次，这会刺激基金经理们短线操作。”博时基金人力资源总监尹庆军坦言。在博时，对基金经理的考评也有月、季、年的限度，但调整是一年一次，并给当年表现不佳的经理“一年的机会”。这里的不佳是指排名行业最后1/4，“这样的经理没有奖金。”

    一些基金公司担心基金经理为了业绩而忽视风险控制，连年终奖金也没有和业绩挂钩，可之后的业绩证明效果依旧不佳。某些合资基金公司号称，按照外方股东的文化，只要求经理管理的基金排名业内前1/3，而评价个人的周期乃至以10年计算。 

    “基金经理也是人，对他们进行定期考评的确非常重要。”不过，黄晓萍强调“基金业绩和个人能力不能完全画上等号”。

    相关的案例是，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CAPI鄄TAL，对基金经理三年考核一次。通常情况下，国外对基金经理的培养期需要10年以上———在中国，这两个数字缩水为1年和5年，而中国基金行业的发展历史却只有成熟市场的1/10。

    泛滥的流动

    即便如此迅速地将基金经理从其他岗位上“催熟”，基金投资人才仍然面临紧缺。2005年末开始的新一轮牛市和市场人士口中的“中国股市黄金10年”，金融混业经营的渐行渐近，和金融行业外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成长，都令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成为“成长性好的蓝筹”。

    现在，和中国股市资金面一样，基金经理们“流动性泛滥”———钱太多，人太少。

    根据晨星(中国)的数据统计，不到三百人的基金经理队伍，过去一年离职的涉及97人次。而一些无序流动被监管层认为影响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证监会自2006年9月开始征求意见的《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规定，限制基金投资管理人员的频繁变动，离任不满3个月的基金经理不得被其他公司聘用。虽然仍未正式出台，但多位基金公司高管都表示，在实际中行业已经开始按照《意见》执行。黄晓萍评价，“这有助于增强投资人信心，树立品牌，引导行业的良性发展。”

    尹庆军认为，基金经理流动，或是在不同公司、基金间转换，或是升任投资总监、乃至公司副总级别的职位，这样的人才流动未必是坏事———“流水不腐，一名经理的能力可以操作30亿资金，自然不能停留在现有3亿平台上；而如果从经理上升为管理者，带出一个优秀投资团队，岂不是贡献更大？”

    除了在不同基金公司间流动外，这些离职者又有了许多新去处———银行资产管理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自营部乃至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操盘手，但和之前几年一样，他们往往会在大众面前销声匿迹，而成为业内圈子中热议的主题。

    明星经理肖华的下一站是成立私募基金———他认为从付出和回报的角度讲，私募比公募更合理，在国内公募基金公司他们顶多算是个“打工仔”，股权激励等机制依旧缺乏。这也是殷铭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但只要股市开盘的日子里，殷铭还是要负责地探寻“上下左右”要素间的均衡———现在，他还是一名公募基金经理，对上亿元资金和股票流向有决定权力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