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第一，最后确定的价格没有背离价值，我可以严肃地说，价格略高于价值，但是有些附加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要加钱的。整体来说，价格是符合价值的。第二，有些地方，我也不尽完全同意，有些地方希望能够更有利我们，但是商业谈判中无法贯彻某一方100%的意志。”
多事之秋。
董事长更迭和“凯雷门”双重旋涡，将太保推到了最前台。
沉寂了近一周后，太保寿险董事长、总经理金文洪终于接受上海证券报等媒体采访，就“凯雷门”事件进行了解释，并首次披露了太保寿险六年引资的全部过程。
驳斥神秘报告
“我对今天所说的事实和数据负全部法律责任。”金文洪说。
一个月前，金文洪被正式任命为太保寿险的董事长，取代原先兼任寿险董事长的太平洋保险集团前董事长王国良。而在太保寿险六年增资扩股、吸引外资入股的事件中，金文洪不仅是重要当事人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更是中方谈判小组的负责人。
对于“凯雷门”事件，金文洪指出，既然出于著名投行之手，其专业性理应毋容置疑。“我没有看过，也很想看这份报告。”
记者了解到，所谓著名投行的报告其撰写日期大约在2005年8月20日左右，恰是太保凯雷交易悬而未决之时，“既然是一家著名的投行，评估方法应该不会错。”
但是，金文洪旋即指出，有关寿险公司的估值至少有三种方法：市净率、市盈率和内涵价值。而要完成全部评估过程，至少需要具备以下要件：对所有的真实经营情况、数据全面掌握要有充分的依据；经过审慎性调查；要采用科学的参数。
“比如市净率和市盈率的水平，必需是要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金文洪说。
而在测算寿险公司的内涵价值时，投资回报率、贴现率以及对未来业务发展的预期，都是影响估算结果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果对公司数据掌握的不全面，或者未对公司作审慎性调查，参数不一样，会导致很大差异。”金文洪指出，更重要的是，“这家投行可能根本未对太保寿险公司进行过审慎性调查。”
金文洪称，自己先后看过9份投行所作的有关太保寿险的价值评估报告，但是报告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些报告差异性是很大的。尤其是一些投行，它的目的不一样，差异会更大。有些投行想到我们公司做生意，就先把公司报告得很好，可以提供10期的报告，也可以提供20期的报告，说你请我来给你当顾问。”
“我们见过这样的投行，但是到最后它没有给我们介绍一个有意向的合作人，没有一个合作人可以接受这样的评估。”金文洪称。导致估值结果差异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数据的掌握、参数的设置以及了解情况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目的的差异”。
利差损之患
不过，仅仅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太保寿险是否被低估仍旧是一桩悬案。
对此，金文洪称，寿险公司的价值评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需要考虑净资产、每张保单的现有业务价值，以及未来业务价值。此外，还需要考虑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现金流情况。
“寿险是长期业务，与短期业务有很大差异，业务价值需要在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由于对寿险经营规律不了解，五年前种下的可能不是苹果，而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对于发生于高利率时期的利差损问题，金文洪这样比喻。
他透露，出于利差损的考虑，当时在评估太保寿险的时候，将业务以1999年6月为界，分成两块：1999年前的老业务，也就高利率时期的保单，“很多产品根本没有经过精算、没有经过批准就上市了，有的业务的责任期长达20年、30年甚至是50年。”
这样的业务在当时高利率的环境下尚且可以寻找到短期的匹配资产，但是未来巨大的收益率缺口至今无法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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