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时高利率保单给寿险公司带来的后患，他举例称，当时某寿险公司有一个产品，按不同年龄其回报率不同在16%-18%之间，销售了100万元，由于最长的责任期可能长达80年，最后兑付的责任额达到16亿人民币！
“这100万的业务，在2005年底需要提取的准备金是2.5亿元，”他说，“往后几年需要提取的可能更高！”
对于太保寿险的利差损情况，金文洪没有直接透露，却引用了中国人寿公开发行上市时公告的数据。
“在未剥离1999年以前的老保单时，中国人寿整体的净资产是-1700亿元，而在剥离后，中国人寿净资产是300亿元。”金文洪指出，“换言之，剥离掉的损失有接近2100亿元！”
他透露，太保当时的老业务量大约是中国人寿的9%-10%，“按比例折算，意味着太保寿险的利差损是多少？”
“不考虑老业务造成的利差损，单纯考虑新业务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家投资银行的估值是有问题的！”
揭密入股及价格产生过程：没有人比凯雷出价更高
“不了解长期寿险经营的经验，这样做下去肯定完蛋。”金文洪说，在尝到利差损的苦果后，就想到一定要找一家有技术、有经验的国际保险公司合作。
他表示，引资所想要解决的有两大问题，一是财务，一是技术。而增资扩股、吸引外资的工作就是从1999年开始起步的。
“当我们财务遇到困难，偿还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帮我们承担，因为我们是一家账面上到2005年亏损的公司，中国企业的经验是它没有办法判断是对寿险公司(能否)追加投资。”金文洪称，即使是太保集团，在完成私募后也不敢投太保寿险一分钱。
由于偿付能力严重不足，2004年-2005年间保监会两次给太保寿险下发预警通知，“限制机构、限制业务，造成大规模业务的萎缩，如果萎缩到最后，就是现金流断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偿付能力危机逼近，引资显然更加迫切。
金文洪透露，在引资的6年中，太保寿险先后同18家机构进行过引进外资商谈，并同美国安泰、澳大利亚AMP、荷兰ING、美国花旗、美国保德信、美国凯雷、国泰人寿、美国AIG等8家进入了深入的合作洽谈，“签订了保密协议、提出合作的初步意向，双方递交公司经营情况报告。”金文洪说，“我们把精算报告、财务报告，都给他们了。”
“深入谈下来，大概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以花旗为代表的，要太保寿险把老业务全部拿掉，剩下的什么价钱都可以；第二种，就是ING，要求分期付款，10年每年支付4000万到5000万美金，并且中途随时可以中止合作；第三种就是AMP和凯雷。”
他透露，AMP是在2001年谈的，当时的评估价值是4亿美金。5年以后，凯雷入股时候的估值还是4亿美元。
对于所谓“消失的五年”，他解释称，太保寿险同AMP洽谈时，设定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为6%~6.5%，而在凯雷入股的时候，则参照平安和中国人寿上市时的假设，设定为4.4%-4.5%，“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表示，AMP入股之所以没有成功，根本原因就是对方并不接受4亿美元的估值，“(这样的估值)作为参考是可以的，但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定价。”
他透露，对于凯雷的入股，98%的集团股东同意、寿险公司股东100%同意，最后成交价是每股6.6元。
他认为，这样的结果说明，“第一，最后确定的价格没有背离价值，我可以严肃地说，价格略高于价值，但是有些附加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要加钱的。整体来说，价格是符合价值的。第二，有些地方，我也不尽完全同意，有些地方希望能够更有利我们，但是商业谈判中无法贯彻某一方100%的意志。”
|
财经频道 > 保险 > 保险滚动新闻 > 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