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美国彭博新闻社播发了一篇《中国势必遭遇摩天大楼魔咒》的评论,称“希望阻止一场中国‘崩盘’的审计员们正在忙着详查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的账簿,经济学家们则在全神贯注地检视着数据、债券息差法、电表和证券股价”,该文暗示中国“正在滑入一场危机的深渊”,中国政府被产能过剩、投资失控以及过度依赖出口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而在7月28日,《纽约时报》刊发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想要统治世界吗?要紧的是规模》一文,盛赞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关于构建“美欧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认为通过这个“最大的替代舞台”与正在崛起的东方国家竞争,是最好的办法。该文继而预言,西方重新巩固阵脚,必将把中国等新兴国家“带进”西方。
笔者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对比,是想说明,在全球经济大转型时代,外界高度关注中国怎么做、何处去。不仅如此,西方精英团队继续其“在战略上强大自己,在技术上唱空中国”的路线。早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精英团队就对中国经济忽而“抹黑”忽而“捧杀”。是骂还是捧,最终取决于西方国家自身的需要。透过第二篇文章,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重新巩固阵脚的愿望多么强烈。
长期以来,唱空、做空中国经济的力量主要从外部使劲儿;现在出现一种新的动向,外部想方设法给中国内部植入“悲催基因”,让内部“自主做空”,还要默默承受这种后果。
这并非耸人听闻:6月末,经济增长速度触及决策层既定目标的下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滑落至2003年以来新低,工业增速也与2009年上半年接近。在这种时候,有人却高调主张休克疗法、硬着陆;还有人拿出“捧杀”手段,把中央有关调结构的政策片面解读为不再扩大投资,强力收紧货币,即使股市低迷也无需提振,而应“去泡沫化”。按照这种主张,中国要转型,就必须经历、默默忍受一个“悲催时期”。
中国经济真的必须经过一个“悲催时期”吗?我们过去五年乃至十年采取的政策路线真的要彻底颠覆,不需要连续了吗?我们过去十年乃至三十多年真的都白干了吗?显然不是!第一,中国经济体量显著增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为结构调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中国经济仍然有诸多可持续的增长点,国内市场开发的空间巨大;只要政策得当,中国经济的增速与其他经济体比仍将十分可观。第三,搞结构调整不能一味的调低速度,解决众多问题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我们说主动降低速度,针对的是过热的增长;如果速度低到一定程度,则要采取提振措施。
事实证明了,美国和欧洲也都不能在经济下滑时期进行所谓的结构调整:美国连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抵御经济下滑,推迟社保改革反遭追捧;欧洲大搞结构调整招致更严重衰退,经济和社会风险加大。所以,无论任何一个经济体,没有适当的经济增速都不可能搞成什么结构调整。
就我国来讲,当然应当抓住时机多做一些转型方面的事;但同时,转型不可能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完成,而是一个统筹施策、内外兼顾、快慢相宜的过程。在转型过程中,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都要调整,都要与资源禀赋、科技水平、就业情况、环保质量、社会福利等的实际相吻合。四万亿元投资产生的结果要通过合适的政策加以调整,要有路线图,不能搞“断电维修”和“休克疗法”。把长期风险管理骤然化为短期风险释放,必然引发混乱,结构调整也不可能实施。
为什么中央提出“底线思维”?就是针对“悲催经济学”的错误论调的。当今中国的改革,不是需要一张“苦”脸,一腔“苦”话,一套“苦”政策。当今中国的改革,需要一张热情自信的脸,需要一套积极、稳健、进取的政策。
李克强总理在7月9日、12日、16日连续发表讲话,表明经济运行要保上限、下限,“避免大起大落”,强调“把握好、运用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使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这实际上否定了一些学者所谓的“不出台刺激措施”的揣测,否定了他们提出的“悲催经济学”。7月3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表示,“坚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协调性,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稳中有为”。这一表述又一次回应了公众的关切,也颇为鼓舞人心。
试想,如果不保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不管理好市场主体的预期,哪项改革能够得到人们的支持?所以,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改革,应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既要扭住长期“转型升级”不放,也要兼顾经济即期增长。按照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部署,统筹施策,精准发球,持续发力,下半年的增长动力已经开始逐步释放。
笔者认为,所谓“悲催基因”,就是把内外因素统统格式化为负能量的基因。植入悲催基因的现实效果是,自我认知能力显著降低。我国经济已经具有较大规模,增长的后劲充足,调整的空间具备。我们无需悲催,更应把悲催基因挡在门外。对千方百计给中国经济植入悲催基因的人,应当给予当头棒喝!(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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