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脱农化” 破解“贷款难”

　　——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 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朱信凯

　　记者：如何看待我国农村金融供求现状？海南农业金融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朱信凯：近年来，随着各地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农业发展对金融的需求不断增长，但一些农村金融机构为追求做大做强，“脱农化”倾向日益突显。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组关于海南省农业金融情况的调查，既体现了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也反映出供求矛盾有所加剧的现实问题，这在全国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在农村金融需求方面，粮食主产区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与传统农业相比有了较大提高。随着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缺口不断放大，融资额度大幅增加，现代农业的发展愈发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在农村金融供给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为实现集约化经营，逐步撤并县以下的营业机构，农村金融服务载体近几年大幅减少。目前，农村金融服务主体以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及邮政储蓄网点为主。农村信用社作为“三农”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发放的涉农贷款占全国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三分之一以上，尤其是在中西部绝大多数县城以下的乡镇，农村信用社更是惟一的金融机构。由于管理体制缺乏有效制衡，农村信用社内部管理的行政化色彩较重，上级联社掌握着人事任免、信贷项目审批等权力，同时也使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更多流向了地方政府主导的项目，加剧了农村信用社“离农、脱农”现象。

　　记者：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获得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应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朱信凯：的确，缺乏抵押物是制约农业信贷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抛弃现有的必须以实物作抵押的观念，尝试从放宽抵押范围、推行土地经营权贷款和加强农业保险三方面入手。

　　第一，拓宽农业贷款抵押范围。可以探索以土地收益权为突破口，让农民凭着土地上的粮食、水果等农作物未来的收益权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信贷。就如高速公路在建设时可以用未来的收益权来融资一样，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利用土地收益权向银行申请贷款是拓宽农业贷款抵押范围的一次有益尝试。

　　第二，推行土地经营权贷款，唤醒沉睡的资本。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我国农业金融的创新条件已基本成熟。土地经营权抵押，是充分发挥土地融资功能、将农民手中的“死资源”变成“活资产”的有效途径。当然，这项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相关配套措施。金融机构应制定相对完善的配套措施，向集约化经营适当倾斜。

　　第三，农业生产自然风险高，贷款与保险应结伴而行。在美、日等国家，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是其获得农业信贷的先决条件。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制订与保险公司合作共赢的发展规划，由农业保险带动农业信贷，弱化抵押物在银行贷款申请中的重要性。基于防范风险的共同利益，保险公司和信贷机构可以联合对农民提供技术指导、信息服务、人员培训等综合性后续服务，降低各自的管理成本和服务成本。

　　记者：当前，农业保险赔付率偏低，农民购买保险积极性不高。如何通过创新机制发挥农业保险的积极作用？

　　朱信凯：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与现代农业的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农业保险覆盖面仍需扩大，风险保障水平比较低，补贴分担机制还不完善，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尚未建立，互助保险组织有待发展等。总结各国农业保险创新的经验，要以现代农业科技为支撑，利用大数据决策、实现大规模标的覆盖、提倡大比例保障以保护参保主体利益。可从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和农业保险险种创新两个方面努力。

　　我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可有三种模式：一是推行“保险公司+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以地区性龙头农业企业作为载体，保险公司直接向龙头企业承保，保费由企业承担。遇灾后保险公司向企业理赔，龙头企业再对农民进行补偿。这可以解决保险公司直接面对农民所存在的保险标的小、分布广、查勘难等问题，但对龙头企业的要求也较高；二是国家成立具有主导地位的农业保险公司，并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共同促进农业保险与再保险市场规范化和市场化，建立一个完善的农业保险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由国内专业再保险公司和其他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联合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保险联合体，共同承担农业巨灾风险。

　　在农业保险险种创新方面，必须推进产品服务创新，如扩大蔬菜、猪肉等价格指数保险试点，研究开发天气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量保险、收入保险等新型产品。保险公司还应坚持以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产品保险、主要畜产品保险和森林保险为重点，扩大保险覆盖面，推动制种、渔业、农机、农房保险的保费补贴试点，加大粮食主产区和农业大县农业保险的推广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