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近几年我国出口超常高增长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汇率存在一定的低估；其次是长期采取高的出口退税率政策；第三是地方政府对引进外资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如低价出租土地、各种税收(如外资企业所得税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及其他优惠政策等。
应该说，汇率低估仅是原因之一，要想改变对出口增长的过强依赖没有必要一定要调整汇率，相反，调整另外两个政策效果会更好，而且对国内企业和内陆地区来讲也更为公平。
竞争力是人民币升值的必要基础
所谓“避险”论，其基础是认为经济起飞国家汇率大幅升值是一种必然规律，而一次性升值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所以认为应先升值和慢升值，以避免落入“日元升值的不好路径”。
这里就有三个疑问：一是在政策选择是否可以只选择好的，而把所有负面的东西完全避开？看来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固定汇率的好，却不要“去固定”时的剧烈波动或巨大风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而最好的选择是采取更好的办法减少负面影响。
二是“慢升值”真的能行得通且不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吗？“慢升值”特别是有规律的慢升值，实际是培育了一种固定的预期，甚至是不断强化的预期，其带来的结果可能会更糟，会使海内外的投机因素被强化。事实上，近几年顺差的扩大，便与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强化有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让人民币每年升值3%～4%，结果将是全球流动性都向中国集中，流动性过剩只会越来越严重。这无异于为了避免一种风险而引进更大的风险。因此，人民币升值只能是一次性或集中性(集中于某一阶段)，发生的时间将比较长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人民币最后将大幅升值是个好事，至于它可能带来的风险也要坦然地去承受，并尽可能去化解。
三是经济起飞国家币值必然大幅升值是有条件的，其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因果关系，因而升值不一定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一种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都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很强的关联性。经济政策与产业发展都具有某种甚至是很强的序数性。作为一种金融政策工具，汇率也如是。当金融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应该升值。相反，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就盲目升值或该升值时(内在性)却迟迟不肯升值，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至于升值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升值是果，而发展阶段是因。对比日本、亚洲四小龙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汇率剧烈变动期及后果，我们观察到这样的一个有趣现象：一个国家工业化及工业国际竞争力基本形成是升值的“临界点”，只有当经济竞争力真正建立起来了，升值才是一种必然过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发展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阶段(中等发达或发达阶段)，汇率纵使大幅升值最后也会大幅贬值。日元、韩元升值及台币等升值都发生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所以尽管大幅升值后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波动，但基本不伤元气。相反，汇率市场化及汇率大幅升值远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会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和冲击。
用贸易顺差的扩大来判定一国货币是否升值是不充分的，因为贸易顺差可能是竞争力大幅提高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某种阶段性优势所引起。如中国的外贸顺差扩大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将生产能力向中国转移(通过加工贸易方式)致，并不是由于我国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这不过是一种外在的优势。
另外，还有金融发展的顺序问题。国内金融改革和发展在先，而作为国际金融工具的汇率改革和发展应在后。或者至少是利率市场化在先，汇率市场化在后。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汇率作为调控经济的工具更为繁杂，更为高级，也更难控制。这样说，并不是不要对汇率机制进行先期性探索性改革，但所迈的步子相对有限。
无论是经济发展阶段，还是金融发展阶段，目前我国都还不具备汇率大幅升值的条件。没有强有力且可持续的经济竞争力做基础，人民币即便升值了，也难以维持。
由此亦可知，“以人民币升值来显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观点，不仅没有道理，而且是一种很奢侈的想法。相反，尽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汇率稳定则是一种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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