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融城：本土企业没有特权的战场

　　其实,英国政府一度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很深,撒切尔夫人1979年出任首相后,大刀阔斧开展私有化,卖掉了石油、钢铁、电信等国有企业。而在1986年的金融大改革中,更是果断解除管制,引入竞争,将此前极为封闭的金融城推向全球市场

　　英国《经济学人》总结“金融大改革”的经验就是:要保护一个产业,就不能保护这个产业中本国数一数二的企业

　　刚到伦敦,兑换了几张英镑,20英镑纸币上的头像是亚当·斯密。这位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鼻祖在 《国富论》中,强调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配置资源,反对政府干涉经济事务,他信奉的自由贸易影响了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策,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如今看来,斯密的理论过于理想化,但英国自由贸易的信条并未改变。许多跨国公司进入英国后,在竞争和合作中,慢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银行:合作组团为客户服务

　　如今的伦敦金融城里约有250家外国银行,几乎每拐过一个街角都能看到银行招牌。中行伦敦分行在这银行森林里并不起眼,但掐指一算,1929年来到伦敦,中行也算是老一代“英漂”了。

　　这个银行森林里,竞争不可避免。但中行伦敦分行助理总经理王化斌感受更多的是银行间的合作与沟通,“在伦敦,银行习惯于组团为客户提供服务,客户也乐于加大自己的选择范围,以控制过于集中在一两家银行带来的风险。 ”

　　当企业有项目公布,会有银行牵头邀请有能力感兴趣的同行合作,彼此间先行沟通,既让大家有钱赚,同时考虑客户的能力合理定价。有些大企业为了控制风险,甚至选择10家、20家银行。“国内大型企业融资现在也慢慢开始转向银团贷款,但包括市场惯例、法律合同文本、协议的标准化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 ”

　　近些年,中国企业密集出海,伦敦是主要的目的地之一。中行在服务企业的同时也发觉了明显的变化。企业最初偏向贸易或者并购资产,只需要银行完成贷款以及交割;但如今,越来越多企业把重点转向并购后在当地的运营,银行也要打造相应的本土化服务。“以前只是一个时间点,现在要在当地生根、发芽、结果,需要银行一路陪着走下去。 ”王化斌说。

　　按理说,走出来的企业大多会选择中资银行,但如今他们也成为外资银行争抢的对象。据了解,很多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有分支机构,原本是打算进入中国服务本国公司,但当中国企业向外走的时候,外资银行发现了自身的海外优势。如今的金融城里,汇丰、渣打、苏格兰皇家银行都开设了中国专柜,招聘的也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的人。

　　现实的自由贸易中,“看不见的手”如果缺少有效的监管,就必定有贪婪的金融家打破围栏,欧洲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银行危机证明了这一点。英国以往依靠金融服务局对银行进行监管,但它未能发现贷款繁荣背后的风险,金融危机中北岩银行等国内银行破产。如今金融服务局已被审慎监管局与金融行为监管局取而代之,他们的监管效果尚待时间考验。

　　中资银行在金融危机后迎来了机遇。原本依赖欧美银行的企业发觉风险太过集中,而中资银行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在全球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市场开始对中资银行愈发有信心。

　　咨询业:为企业送上“三明治”

　　在金融城楼宇间,“生长”着琳琅满目的三明治店。中午时分,白领排队买个三明治,在公园的木椅或草地上迅速填饱肚子,返身投入工作。

　　仔细端详这块土地,还有更多的“三明治店”为企业提供服务,那是金融城引以为傲的金融服务业:管理咨询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均在城里设了总部;金融分析师数量在某段时间甚至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城市的总和。

　　“来到伦敦,企业面临的不仅是单纯做生意的问题,还得发现文化的壁垒、贸易规则的不同。”克里斯·庞德是凯睿安达国际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在伦敦,多元文化、商业背景的公司间贸易合作催生了对沟通的需求,许多咨询公司纷至沓来。 “我们所做的是帮助外国企业了解进入英国市场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为他们铺平道路,企业也就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主业。 ”

　　庞德讲述了发生在今夏的故事,某亚洲企业想落户伦敦,同时跟政界、商界建立联系,公司为其筹办了一个大型活动牵线搭桥。“如果单靠他们自身努力,可能要花去两年时间。 ”

　　庞德的客户中不乏中国企业,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往往都在应付危机,“出了问题才会找到管理咨询公司,其实很多事本可不必发生。 ”当然,因为彼此不了解导致的问题时常发生,这不仅出现在中国企业身上,美日韩等成熟的大公司也都有类似遭遇。

　　除了帮企业理解规则、适应当地环境,公司还经常到当地政府了解企业所需,而这一过程非常顺利。英国各级政府也都很乐意与海外企业交流。以金融城的市长为例,这个任期一年的职位没有一分钱薪酬,却要作为整个英国服务业的宣传大使吆喝,每年约90天的时间在海外出访。为了吸引海外投资,英国还设立了英国贸易投资局、英中贸易协会、伦敦发展促进署等官方推广机构。2006年至今,伦敦发展促进署已帮助近150家中国企业落户伦敦。

　　金融城里咨询公司非常之多,但大都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面对客户的各种需求,一家公司往往不能满足所有,合作是常事。 “这就像自由贸易,企业之间需要彼此竞争、合作,金融服务也是如此。 ”庞德说。

　　电信商:巨头都不是英国企业

　　伦敦的街头,几乎人人都在使用手机,看不见的电波背后是电信厂商异常残酷的竞争。

　　“在英国的电信市场上竞争,等于在全球市场上竞争。 ”这样的描述一点也不夸张。目前,在英国市场上的电信厂商主要有爱立信、华为、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这些巨头全都不是英国企业,本土厂商马可尼早在2005年就被爱立信收购了。

　　这样一个本土企业没有特权的战场,意味着电信厂商要拿出更有创新力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竞争,继而带来的是电信运营商更优质的网络和更公道的价格,受益的是消费者。

　　华为,作为走出来的企业中较为成功的代表,在英国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华为2001年进入英国市场,2005年才拿到了第一个主流的合同——和英国电信集团签署《21世纪网络》协议,而此前经历了英国电信长达两年的考察期,此后合作伙伴的名单渐长:英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EE、沃达丰、O2……

　　不久前,欧盟打算对华为展开“双反”调查,但却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英国对贸易保护持反对态度,所以在欧盟贸易决策桌上常常唱反调。 “自由贸易其实是欧洲解决经济危机的一个良方,但现在欧盟却有在贸易路上设障的趋势。 ”庞德说。

　　其实,英国政府一度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很深,撒切尔夫人1979年出任首相后,大刀阔斧开展私有化,卖掉了石油、钢铁、电信等国有企业。而在1986年的金融大改革中,更是果断解除管制,引入竞争,将此前极为封闭的金融城推向全球市场。改革导致一些固步自封的英国金融机构被外国对手吞并,但这种争议随着伦敦金融的腾飞而慢慢消散。英国《经济学人》总结“金融大改革”的经验就是:要保护一个产业,就不能保护这个产业中本国数一数二的企业。

　　“如果金融城里只有一家三明治店,它的确会有很多生意,但顾客能获得满意的服务吗? ”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包墨凯认为,企业从受保护的环境走向自由市场并不容易,如果走得太快,会对他们造成很大伤害,但如果走得太慢,伤害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该做的是留出时间让他们做好准备,改变管理方式,准备迎接挑战。 ”